美国主导下全球产业链调整及对中国的产业影响(上)
刘宝成 季红 陈星光
美国近年来制定的与制造业回流相关的政策
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直以原创性发明和庞大的制造业稳居全球产业链顶端。从1894年工业总产值超越英国开始,美国经济总量占据世界首位达130年。二战后,美国依靠军事和经济实力建立起一套全球制度和规则体系,全面主导全球化历史进程,“黄金美元”和“石油美元”等因素相互叠加,成就了美国作为世界制造和金融中心的强势地位。
冷战结束后,美国企业发起了一场“再造战役(reengineering campaign)”,通过制造和服务外包进行梯次转移,将大量劳动和资源密集型、高污染产业转向新兴经济体。制造业的外移流出,使美国步入了“产业空心化”的轨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22.7%下跌至2021年的11.1%。
2008年,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美式全球化体系随之衰落和终结。全球化处于重塑和再造的历史十字路口。
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以此为标志,推动全球化朝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方向,开启了全球化的新周期。2023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国内生产总值为美国的65%,我国科技和产业竞争力快速上升,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随着“70%魔咒”被打破的危机感,美国将对中国打压遏制的触角从贸易延伸到科技、金融、投资、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实现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由此,美欧与我国在科技和产业领域“脱钩断链”的趋势不断深化。美国政府将重振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作为长远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意在夯实国家经济基础和全球竞争力。
(一)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布局
奥巴马政府布局“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对内增加政府投资以推动“再工业化”,对外鼓励出口以逆转长期以来的国际收支逆差。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出台《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 Reinvestment Act,ARRA),投入7000多亿美元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同年9月和12月出台《美国创新战略: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工作机会》和《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推出以技术创新带动制造业和新兴工业的全面规划,并以此促进就业。2010年8月,奥巴马签署了《2010年制造业振兴法案》(Unite States Manufacturing Enhancement Act of 2010),投入制造业170亿美元,提高国家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同年1月推出鼓励国家出口倡议,2010-2014年出口倍增计划,以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约200万人就业岗位。还连续修订《1930年关税法案》,促进本国制造,削减贸易赤字。
在重拾先进制造业战略中,奥巴马执政时期还推出《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加强政府对新能源行业的优先发展和投入;以及出台一系列法案,强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2011年出台《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明确创新主体,框定了7个优先发展的重大创新领域,加强创新配套制度建设。同年推出《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提出成立先进制造伙伴指导委员会,形成“官产学研”的合作模式,2012年形成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规划》得到了后继政府的接续完善。
表1 奥巴马政府“再工业化”及先进制造业政策汇集梳理表
时间 | 政策 | 主要内容 |
2009年2月 | 《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 (ARRA) | 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服务和可再生能源,提供临时救助计划。 |
2009年9月 | 《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 | 首次发布创新战略,指导联邦管理局工作; 4项优先发展领域包括:清洁能源;先进汽车;节能技术;医疗健康。 |
2009年12月 | 《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 | 从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入手,提出了以技术创新带动就业。 |
2010年1月 | 国家出口倡议 | 以振兴制造业为导向,在2010-2014年期间实现出口倍增计划。 |
2010年8月 | 《制造业促进法案》 | 透过减少制造商生产成本,扩大制造业就业,提高国家制造业的综合实力。 |
2011年 | 《美国创新战略:确保我们的经济增长与繁荣》 | 明确创新主体,提出推动科技创新举措,明确重大创新。 7个优先发展领域。 |
2011年11月 | 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 | 确保美国在未来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推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振兴策略。 |
2012年2月 | 《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规划》 | 从投资、劳动力和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美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五大目标及相应的对策措施。 增加对先进制造业研发计划拨款,支持创新性制造流程,加强对重点关注领域的投资。 |
2014年12月 | 《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 | 突出政府部门作用,明确纳米技术、先进陶瓷、光子及光学器件、复合材料等重点关注领域。 |
2015年10月 | 《美国创新战略》 | 提出维持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包括政府在投资建设的创新基础、推进企业创新和授权创新人员三方面的角色,制定三套计划。9个优先发展领域。 |
2016年2月 | 《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战略规划》 | 挖掘创新技术的潜力,促进其向规模化、高效化、商业化方向过渡,确保美国制造业整体发展。 |
(二)特朗普政府制定“美国优先”产业政策
特朗普强调发展新兴技术以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并加强对先进制造技术的支持和推广;将奥巴马以内生为主的“重振美国制造业”修订为“制造业回流”计划。将大额财政支持转向税收(包括关税、企业税和个税)改革,降低家庭和企业负担;吸引跨国企业携带资本、技术、人才回流;发布《制造业就业主动性计划》,为鼓励制造业设立了贸易和制造政策办公室。此外,政府大幅调整对外经贸政策规则,从多边转向双边,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重新签订“美加墨协定”(USMCA),意图重新主导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特朗普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和展开“301调查”发动中美贸易战,并通过《中国行动方案》打击中国的“千人计划”。
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先进制造美国领导力战略》第二版,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三大目标,将“技术、劳动力、供应链”三方面作为保障先进制造业领导地位的核心要素;2020年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明确20项关键与新兴技术的优先领域清单,强调将国家战略与技术战略相统一,掌握技术话语权并保持领导力。对奥巴马的战略部署进行重大调整,从发展中高端制造业转向发展关键和新兴技术的国家战略高度。
表2 特朗普政府制造业回流及先进制造业政策汇集梳理表
时间 | 政策 | 主要内容 |
2017年1月 | 制造业就业主动性计划 | 扩大制造业就业,强调美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逆差对制造业衰退中的重要作用。 |
2017年4月 | 签署“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行政令 | 要求行政部门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 |
2017年4月 | 发布《设立贸易和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总统行政令》 | 办公室保护并服务于美国的工人和国内制造业企业,完善国家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地建设。 |
2017年12月 | 签署税改最终法案 | 降低家庭部门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
2018年10月 | 《先进制造美国领导力战略》-2018 | 提升国内制造业供应链能力三大目标,从“强技术、育人才、建网络”着手,强化先进制造领导力基础,将“技术、劳动力、供应链”作为保障先进制造业领导地位的核心要素。 |
2018年 | 正式签署《国家量子计划法案》 | 设立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加快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量子信息基础学科教育等举措,推动实现量子信息领域的重大突破。 |
2019年 | 签署《美国人工智能倡议》 | 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 |
2020年 | 发布《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 | 提出两大战略支柱,明确20项关键与新兴技术的优先领域清单。 |
(三)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韧性”建设
2021年,拜登政府推出《美国就业计划》和《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法案》,分别通过金额达2.29万亿美元和1.2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旨在创造上百万就业岗位、重建交通、电力、网络通信等国家基础设施,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包括研发、制造和就业培训。
4月,推出《美国制造税收计划》,通过总额约2万亿的新税收计划,将公司征税由21%增加至28%,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财力保证。拜登政府签署《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行政令》,将联邦政府采购美国货的占比从55%提高至75%,确保关键供应链的本土化生产。在多项法案和计划的合力下,以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振兴美国制造业。
美国政府和企业在保障供应链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2021年1月,拜登签署了《美国供应链行政令》,对半导体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物材料和医药等四类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审查,重新评估供应链的安全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支持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扶持措施。
2022年8月,拜登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和《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向芯片产业提供约527亿美元资金,向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力、氢能源以及与气候相关产业投入约3690亿美元补贴,以吸引相关产业链和企业的发展,并促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回流。拜登政府还推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和《美国政府关键与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从制造实体、技术创新到技术标准各方面完善产业科技政策体系,确保其在全球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长期竞争优势。
表3 拜登政府制造业回流及先进制造业政策汇集梳理表
时间 | 政策 | 主要内容 |
2021年1月 | 《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行政令》 | 扩大企业对国内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增加国内生产。 |
2021年2月 | 《美国的供应链行政令》 | 对半导线、新型动力电池、重要矿物和原料、药物等进行供应链评估;对国防、卫生保健、信息通信科技、能源、交通运输、农产品的供应链管理和产业基础设施等进行专项评估。 |
2021年3月 | 《美国就业计划》 (American Jobs Plan) | 为期8年、金额达2.29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及其他支出计划。其中研发、制造和就业培训三项支出合计5800亿美元。 |
2021年4月 | 《美国制造税收计划》 (The Made in America Tax Plan Report) | 历时15年、总额约2万亿的新税收计划,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财力保证。将公司征税由21%增加至28%。 |
2021年7月 | 发布拟议的“购买美国货”规则的情况说明书 | 提高对美国政府所采购的“美国货”原产地要求。 |
2021年11月 | 《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法案》 | 批准1.2万亿美元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创造上百万优质就业岗位、重建国家基础设施,巩固美国的国际地位。 |
2022年8月 | 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 | 法案涉及金额约2800亿美元,包括2022-2026年向芯片产业提供约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通过产业补贴吸引全球芯片制造企业落户美国。 |
2022年8月 | 签署《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 | 向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力、氢能源以及与气候相关产业链投入3690亿美元补贴。 |
2022年10月 | 《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2022 | 提出提高供应链弹性和生态系统韧性等新措施,明确美国引领智能制造的发展。 |
2022年 | 《关键与新兴技术清单》 | 调整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列表,确先进计算、通信和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微电子等19类技术,列出各技术领域内的核心技术子领域,在支持美国国家技术安全、保护敏感技术和争夺国际人才等方面为美国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提供参考。 |
2023年5月 | 《美国政府关键与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战略》 | 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与标准战略的系统性升级,在前三版《美国创新战略》和两版《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将战略重心聚焦于科学技术研究后的标准化议题。 |
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建立《印太经济框架》(IPEP)来分散跨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建立《芯片四方联盟》掌握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成立“美国-东亚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美国与欧盟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涉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农业、海关和贸易便利化,与欧盟建立的“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6G技术、半导体技术、生物技术、清洁能源、出口管制和捍卫人权等八个领域加强合作关系,形成高效的协调机制,为美国全球产业链分工与布局,全方位主导盟友的一致行动提供有利契机。
(四)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发展步骤
美国三届政府围绕制造业振兴和产业链韧性战略,内外双管齐下,步步为营、丝丝入扣,逐渐构筑由法案、行政令、关键与新兴技术战略等多层次、综合性体系,实现宏观、中观、微观立体化的系统设计。三届政府有不同的政策侧重,但都聚焦于确保美国制造技术领先全球的总目标。通过强势外交和优化营商环境,美国在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中低端制造业向近岸和友岸迁移的布局,基本实现了全球产业链格局的重构。
保持先进制造业战略高度的连续性,有赖于历届政府在制度设计和计划实施中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从教育培训、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应用推广,都体现了其战略特点:(1)前瞻性和可行性;(2)任务清晰,机构分工合作;(3)实施部门和人员的专业性;(4)政策和项目高度透明,接受公众和法律监督,杜绝职权滥用和腐败;(5)政府对科研机构和企业仅提供政策引导,不参与各实体具体决策。
在战略实施中,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等对先进制造相关的跨部门分工协作发挥着关键作用。具体计划和项目包括:科学基金会负责先进制造和制造系统集成计划(MSI)、未来制造计划(FM)、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计划(NNMI)、增材制造推进计划(AM Forward),国防部负责制造技术计划(ManTech)、先进制造技术联盟计划(AM Tech),能源部负责先进制造技术路线图计划(MFG Tech)等。
表4 美国先进制造计划/项目汇集梳理表
计划/项目 | 开始时间&参与部门 | 主要内容 |
先进制造和制造系统集成计划 | 2010年开始 国家科学基金会 | 通过多学科研究改变制造能力。资助制造系统、材料加工、制造装备等。鼓励在网络制造系统、制造机器和装备、材料工程及纳米制造等领域交叉研究。资助制造研究所开展创新性的基础研究。 |
未来制造计划 | 2020年开始 国家科学基金会 | 跨部门、跨领域的交叉计划。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和教育的科技人员,催生新的制造能力,增强美国在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 资助领域包括:(1)未来网络制造;(2)未来生态制造;(3)未来生物制造;(4)以人为本的自动化。 |
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计划 2016年更名为制造业美国(Manufacturing USA) | 2012年启动 先进制造业国家项目办公室(AMNPO)负责协调 | 建立全国性的制造业创新网络,为美国制造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包括美国商务部、国防部和能源部3家主要管理及资助机构,17家制造业创新研究所,6个联邦合作机构。17家研究所中隶属于商务部1家、能源部7家、国防部9家。 2022财年,网络的17家研究所与2500多个成员机构合作,开展了670个重大技术和劳动力应用研发项目,培训了10.6万多名先进制造业培训人员,美国各州、工业界和联邦基金捐助4.16亿美元。将美国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聚集,解决跨部门制造业挑战,强调“创新技术的转化能力”(重点是商业转化,而不是技术创新)。联合起来形成推动制造业创新的全国力量,通过技术、供应链、教育和劳动力发展方面的大规模公私合作,弥合技术研发早期阶段和将技术推向市场阶段之间的差距,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每个研究所都是独特技术的集中地,推动美国先进制造技术转化。 |
先进制造技术联盟计划 | 2013年设立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 2013年设立AM Tech是一项由联邦政府财政支持的竞争性资助计划,建立加强现有和新的行业驱动联盟,开发技术路线图,以解决高优先级的研究挑战。 AM Tech计划资助了35个联盟。其中,2013年资助了19个联盟、2014年资助了16个。联盟资助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 |
NIST先进制造技术路线图计划 | 2021年6月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 推动AM Tech计划具体实施,重点开展国家关键领域的技术路线图的制定,解决高优先级研究挑战,发展美国先进制造业。 2022年5月12日,NIST向6个州的7个科研机构提供第二轮资金资助。面向微电子、供应链弹性、未来工业以及振兴传统产业4个领域,为14个项目提供了约400万美元的资助,支持制定跨行业先进制造技术路线图。MFG Tech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高美国工业部门的创新能力和生产力水平,在涉及美国制造业的关键领域确定研发目标及优先级,缩小劳动力技能差距,制定加快技术开发和转移的措施。 |
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全球产业链调整现状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美国基本遏止了制造业下滑的趋势。2010-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1.8%,2021年新冠疫情后,增速反弹至6.7%,高于GDP增速(5.9%),制造业增加值规模首次迈上2.5万亿美元的新台阶。
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10年的1159.5万人增加至2022年的1293.4万人(与此相对照,2000-2009年减少了580.5万人),实现了“V形”反转。“回岸倡议”机构数据显示,2010-2022年,回流制造业企业公告的新增就业岗位近160万个。
(一)美国对中国实施脱钩断链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全球产业链重构具有大国竞争的政治化、逆全球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等新特点。在兼顾效率和安全的前提下,全球产业链格局正在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变化。
美西方对中国制造产业的脱钩断链主要表现为: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和墨西哥转移,高端制造业向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回流。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欧洲各国意识到其关键物资供应能力下降,基于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的考虑,辅以《欧洲药物战略》,欧盟各国加速医疗医药制造业的回流,对华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汽车制造和石化产业,总体外迁规模较小。日资制造企业主要以回流和转移两个方向撤离中国。
表5 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从中国产业链回流情况
国家/区域 | 回流领域 | 企业回流原因 |
欧盟 | 集中于医疗医药制造业,回流规模较小。 | 内因: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 |
日本 | 集中于中小型医疗医药企业,占日本对中国投资比例较小。 | 内因:部分制造业重新布局于东南亚地区 |
美国 | 集中于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等替代性进口,芯片领域则主要从中国台湾地区回流。 | 内因:产业链空心化、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 外因:中国营商环境、疫情封控措施、关税升高。 |
(二)美国制造业回流现状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趋势显得强劲与持久,且重点聚焦于缩短供应链。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其较大的贸易依存度、单一来源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最高组合。2010-2023年,美国回流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分别为150206和137093个,美国企业回流创造的就业岗位的87%来源于亚洲地区,中国是美国企业第二大回流来源地,仅次于韩国。其中,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等替代性进口领域的回流通常来源于中国,而芯片行业主要来源于中国台湾。
在供应链多元化方面,美国促使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来源多样化。2013-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的份额急剧下降。此类生产企业因劳动成本高,故将此类制造业迁至“友岸”国家;因而2023年越南出口至美国的份额快速增长。2018-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份额占比下降至与欧盟持平,产业链近岸回流,使得墨西哥成为承接美国低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第三大出口国。在中等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方面,来自中国的进口份额大幅减少,2013-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占比增长明显。2018-2023年,美国在高技能、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集中度中,中国所占份额明显下降,欧盟跃升为第一大进口来源。
(三)美国制造业建造投入高速增长
持续加速制造业回流,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相关建造投入高速增长。2022年,美国制造业建造总投入1275亿美元,环比增长36.5%,在非住宅类建造总投入中占比12.0%,而过去该占比的增长仅为个位数;2023年,制造业建造总投入2313亿美元,环比增长81.3%,占比17.6%;2024年1-7月,制造业建造总投入1617亿美元,环比增长27.9%,占比19.1%,成为推动美国建造业投入的重要驱动力。
(四)制造业回流来源地多元化
根据kearney《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报告调查,在欧盟的美国企业2021和2022年间回流增加,回流企业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占总新增就业的13%,2023年更是达到了34%。
根据“回岸协议”统计,除常规的机械制品之外,美国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组件等大批量产品仍然来自中国,芯片通常来自中国台湾。将回流和FDI结合来看,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是韩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
2023年,大多数回流美国的岗位都来自亚洲(87%),其次是西欧(5%)和北美(5%)。FDI岗位主要来自亚洲(42%)和西欧(41%)。美国对大量FDI的吸引力,源于其市场机会、融资能力、稳定的法治环境、技术优势、战略利益以及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优惠条件。
(五)近岸/友岸转移势头正旺
美国企业将缩短供应链,近岸外包近年来势头正旺。2023年,美国企业近岸迁移中75%来源于亚洲地区,其中80%的企业将生产链转移至墨西哥。墨西哥已经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美国本土不可能对所有产品和产业链实现全面覆盖,近岸外包或可靠的友岸外包,都是其放弃远岸外包,选择本土回流之外的必要选项。据美国统计,墨西哥成为近岸回流的首选,对美国出口占其总出口的40%,而中国对美出口只占其总出口的13.99%。
在友岸转移方面,美国加速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东南亚等“友好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却挤占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2023年,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额下降了1430亿美元,其中从我国进口额下降了20%(1050亿美元)。为了适应出口市场的变化,我国通过转运和再加工方式,增加了对美国外其他进口国的出口。
刘宝成,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研究院研究员;季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出版部主任;陈星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博士生。
资料来源:经济导刊(网)
收录时间:2025年06月13日